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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報:浙江上緊高教“質量發條”

編輯: 作者: 時間:2015年06月17日 訪問次數:

   (本報記者 蔡繼樂 朱振岳 陳志偉)高速列車駛出北京南站,以近300公里的時速沿京滬線一路南下,5個多小時后抵達西子湖畔的美麗城市杭州。

    這風馳電掣般的速度,猶如浙江高等教育的發展速度。數據顯示,浙江高校已經從1998年的32所增加到2014年的108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8年的不到9%提高到2014年的54%,在全國省區中位居前列。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過快的外延式擴張,帶來的是質量提升的困惑。在多年前舉行的一次全省高校黨委書記校長暑期讀書會上,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劉希平毫不客氣地指出問題所在——
    教學地位不高,一些學校主要領導的時間和精力花在教學上的較少。教學投入不足,該開的課沒開,或歸大堆開大課。教學方法落后,一些不好的教風學風滋生,學生逃課有加劇態勢。專業設置雷同,社會急需的專業開不出,嚴重供過于求的專業減不掉,等等。
    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也曾告誡全省高校的書記校長們,“我們已經到了從外延式擴張向內涵式發展轉型升級的關口”。
    面對家長的呼聲、社會的批評,對照黨委和政府的要求,劉希平的回答擲地有聲:“要始終堅持問題導向,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什么問題突出就先解決什么問題,作為領導就是要哪壺不開提哪壺!”
    在深入研究問題的基礎上,浙江高教不斷上緊“質量發條”。圍繞課堂教學創新、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強化學生學業管理、大膽向高校放權等,浙江近年來密集出臺政策,打出了一套強化教學中心地位的“組合拳”。
    每年組織校長教學述職,鼓勵高校創新課堂教學手段——
    向課堂教學要質量
    4月10日下午2點,在浙江省教育廳最大的會議室里,一次特別的述職會正在舉行。
    第一個述職的浙江工業大學校長張立彬走上臺時,他竟然感到有些緊張。
    看到臺下的聽眾中,既有省黨代會代表、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民主黨派代表,又有多名教育督導員和教育界人士,本想脫稿的張立彬猶豫片刻后,還是老老實實翻開隨身帶來的材料“照本宣科”了。此次與張立彬一起走上講臺進行現場述職的,共有10所本科院校的校長。
    這是浙江省舉辦的首次高校校長年度教學述職評議會的一個場景。根據省教育廳的安排,今后教學述職評議將制度化,按照一年本科院校,一年高職院校交替進行,并采用書面述職與會議述職相結合的形式。每次測評后,省教育廳將形成綜合分析報告,向參評高校通報。
    幾天后,在張立彬的辦公室里,他輕松地向記者回憶起當時教學述職的情景:“盡管我們學校最近幾年在全省教學業績考核中年年名列第一,但是第一個述職還是有些緊張,因為這是省教育廳向全省高校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必須切實落實教學的中心地位。”
    “一個不關心教學的校長不是好校長。”在劉希平看來,“作為校長,就要時時把教學記在心里、扛在肩上、抓在手里。”這也是浙江省推出高校校(院)長教學述職評議活動的目的所在。
    課堂是提高教育質量,推動高等教育內涵發展的主戰場。課堂興,則教育興。有什么樣的課堂,就有什么樣的教育。影響浙江高校教學質量最突出的問題在哪里?就在課堂教學上。
    “長期以來,不少高校的課堂教學死氣沉沉,滿堂灌、照本宣科,嚴重影響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求知欲望。”劉希平說,“念筆記、抄筆記、考筆記儼然成了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的一種永不改變的潛規則。”
    問題找準了,就要對癥下藥。2014年9月,浙江省教育廳向全省高校印發了《課堂教學創新三年行動計劃》,鼓勵高校積極進行課堂教學創新,要求高校建立健全基層教學組織,全面推行彈性學分制,擴大學生學習選擇權,擴大小班化教學,推廣分層教學。
    “行動計劃”是頂層設計,更是“指揮棒”。在實踐中,浙江高校聞風而動,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紛紛結合自身辦學特色大膽探索,各種課堂創新之舉,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
    在浙江工商大學金融學院柯孔林老師的“商業銀行經營學”課堂上,“特邀教師”杭州銀行信貸部主任彭彬,結合自身豐富的工作實踐,向學生生動講授了商業銀行貸款各環節的操作規程。
    “銀行金融產品創新日新月異,單純的課堂理論講述容易與實際脫節。”柯孔林介紹,“商業銀行經營學”共48課時,他拿出了6個課時邀請實務精英講授。“實務精英把行業前沿知識嵌入課堂教學,學生普遍反映好聽、愛聽,大大提升了授課效果。”
    截至目前,浙江工商大學共安排“實務精英進課堂”223次,總計投入50余萬元。
    在中國計量學院,針對大一新生開設的研討課,同樣風生水起。“第一次在課堂上發現學生發言比老師講的還多,課堂討論很激烈,產生了很多新的觀點。”大一學生夏影興奮地對記者說。
    這是中國計量學院實施“大班授課、小班討論”課堂改革,深化課堂創新,大力推進小班化教學的又一舉措。目前,學校已經采用教改立項、短學期制、新生研討課等各種方式推進小班化教學。2013至2014年,全校30人以下的教學班已有654個。
    “到今年7月,全校小班化教學所占比例應不低于20%。”副校長宋明順說,“根據小班化教學需要,學校還將于今年暑期改造20間小班化交互教室。”
    加強學生學業管理和指導,完善轉專業制度——
    向教學管理要質量
    一直以來,我國的大學都是“嚴進寬出”。經歷過激烈高考競爭的學子們,進了大學后仿佛張開了自由的翅膀,學習動力和壓力隨之消失。于是,上課睡覺、逃課司空見慣,甚至考試作弊也時有發生。
    但是,為了讓學生能夠按時畢業,很多高校一再放寬畢業標準。因此,一種奇特的現象出現了,每年各高校公布的大學生畢業率都在95%以上。這一點,浙江高校也不例外。
    對這種不能從嚴管理學生學業的現象,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深感痛心。2013年8月,在全省高校黨委書記校長暑期讀書會上,夏寶龍向在座的書記校長們接連發問:
    “2012年,我省幾乎所有高校的畢業率均在95%以上,就是說95%都是合格的。對此,我要問一問:真的有這么高的合格率嗎?真有這么高的合格率的話,我們的教育群眾還會不滿意嗎?”
    夏寶龍的話,像一記重錘擊中在場書記校長們的心。他進一步強調,“高校教學管理還是要嚴字當頭,給學生一定的壓力,用壓力激發學生向上的動力”。
    省委書記的告誡,既是壓力,也是動力。2014年5月,浙江省教育廳下發了《關于切實加強高等學校學生學業指導和管理的意見》。
    《意見》在學業管理上堅持“嚴”字當頭,強調經考核評價未達到培養合格標準的學生,須重修課程或延期畢業;嚴格考試管理,建立試卷事后評審和抽查制度,實行試卷密封匿名改卷;學校不得安排任何形式的畢業前清理性考試;嚴肅處理考試作弊和論文抄襲行為,建立考試和畢業論文抽檢制度;建立健全學業預警和退學制度,對無法達到專業畢業要求的學生,須按規定給予留級、轉學、退學處理。
    同時,《意見》提出,在嚴的同時,要把對學生關心幫助指導貫穿始終。尤其是對學習確有困難學生要關心幫助,分類建立學生學習困難評估制度,幫助“學困生”制定學習提升計劃。
    在高校調研時,劉希平獲知不少學生之所以對學習沒有興趣,不是因為不愛學習,而是從內心里就不喜歡所讀的專業。“我們要最大限度尊重學生的選擇權,盡可能為學生成長成才創造條件。”劉希平說。
    在充分調研、廣泛論證的基礎上,浙江省教育廳出臺了普通高校學生轉專業的指導意見,引導高校在政策和制度允許范圍內,擴大學生的學習選擇權,放開學生轉專業的限制。其中,特別強調要滿足對專業學習困難學生轉專業的需求。
    如今已經考上浙江大學研究生的李震宇,本科就讀于杭州電子科大。中學時就是一個電子發燒友的他,高考時因分數限制,沒能進入電子信息工程專業學習。
    上大學后,李震宇得知學校推出新的轉專業政策,感到只要自己努力,就有機會進入自己心儀的專業。于是,他開始努力學習電子信息工程專業的基礎課程,同時自學專業課程,還在課余搞起小發明小制作。
    一個學期結束后,李震宇提出轉專業申請,盡管他的專業課成績并非最優秀,但他的電子設計作品受到了電子學院老師的好評,老師們都覺得他是個好苗子。終于,李震宇如愿以償轉入電子信息工程專業。在新的專業,他如魚得水。
    如今在浙江高校,越來越多的學生像李震宇一樣,通過轉專業找到了自己人生奮斗的方向。統計顯示,2013年至2014學年,浙江全省高校共有19606名學生申請轉專業,轉成13678名,轉成率為69.8%。
    為了引導高中生自主選擇、自主學習、自主發展,向高校輸送更多優質生源,2012年10月,浙江省教育廳還出臺了高校面向普通高中學生開發開設大學先修課程的指導意見,以此促進普通高中多樣化和特色化發展。2014年,浙江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廳決定建立委廳領導每年進課堂聽課制度;2015年1月,省教育廳又下發通知,明確規定相關處室每年組織到學校聽課不能少于10次。
    實施助講培養制度,組建青年教師發展中心——
    向師資建設要質量
    外延式發展,辦學規模的急劇擴大,帶來了又一個影響高校教學質量的大問題:這就是師資緊張,特別是青年教師隊伍,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素質上,均難以滿足教學的需要。
    “一些剛畢業的青年教師未經進修、培訓和教學基本功的訓練就走上講臺;部分學科教學工作量大,青年教師沒有足夠的時間自修提高;教師的進修、培訓工作未能跟上形勢發展的需要。”浙江某高校一位資深的教務處長對記者說。
    高質量的教學需要高素質的教師隊伍,劉希平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不過,劉希平認為,對青年教師應當更寬容一些,“學過教育的人不一定能當好老師,走上講臺,需要有助講經歷的鍛煉。”
    2012年12月,一個旨在幫助青年教師盡快站穩講臺的指導意見出臺了。根據《意見》,高校須對新聘用的青年教師,包括教學經歷不足3年的青年教師,“一對一”確定指導教師,師傅帶徒弟,進行為期一學年的助講培養,期滿考核合格后方能獨立上講臺。
    張飛燕是浙江師范大學數理信息學院的一名青年教師。一年前,她從武漢大學博士畢業后走進浙江師范大學,一進校門她就跟著學院的陳欣副教授當了一年的徒弟。
    陳欣長期講授“C語言”這門課,既有理論儲備又有經驗積累。聽課、備課、準備教案、制作課件、組織試講,每一環節都經過陳欣老師把關后,張飛燕終于順利站上了講臺。
    “實施青年教師助講培養制度,由導師領路,讓我徹底避免了只能依靠觀看網絡教學名師講課視頻起步的學習形式,跟隨導師的學習、模仿能讓我更快地上手。”張飛燕興奮地說。助講結束后,她又參加了學校組織的青年教師研修班。“我們四五十個青年教師一起相互聽課評課,每次活動學校都會請一位專家來點評指導,真的收獲很大。”
    助講制度,幫助青年教師過入門關,讓他們能夠自信地站上講臺。但是,怎樣才能讓青年教師更進一步提升專業素養,更快地成長為名師,甚至大師?
    名師、大師的形成,如同蘑菇的生長,不必刻意去種,重要的是要去創造適宜蘑菇生長的土壤和環境。只要有充足的水分、陽光和養分,蘑菇自然會生長起來。正是秉持這樣的理念,浙江省教育廳鼓勵各高校創造條件為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成長搭建平臺。
    在浙江工業大學校園內,有一棟不起眼的二層小樓。不要小看這個裝修成咖啡館一樣的小樓,如今這里可是學校青年教師最喜歡光顧的地方。原來,這是學校去年專門成立的教師發展中心教學工作坊。
    每周二下午,總有一批青年教師興高采烈地走進這個小樓,大家圍坐在一起,一邊品著咖啡,一邊與國家級名師自由交流。這便是浙工大今年推出的“名師下午茶”活動,是專門為青年教師與名師零距離接觸的一個交流平臺。
    “我們為青年教師搭建了午間教學沙龍、教學論壇、教學愛好者QQ群、教學技能比賽、微課教學比賽、教學示范課觀摩、課例研討、課堂教學改革專項等一系列平臺,全方位建設教師的成長社區。”校長張立彬說。
    陳思是浙工大化工學院的一位青年教師,但凡看到校園網上公布的午間教學沙龍海報,只要是自己感興趣的,每期不落。“利用輕松的午餐時間來傾聽、交流教學經驗,大大減少了自己在教學中摸索的時間,而且這種形式比網絡平臺更加真實生動,更有感染力。”
    如今在浙江,各高校為教師成長搭建了各種各樣的平臺,名稱五花八門。比如,浙江工商大學的“大地計劃”和“藍天計劃”,分別選派一批教師到企業一線參加實踐鍛煉或到國外名校進修;浙江師大將每年9月定為“教師教學活動月”,從學生最愛的教師所授課程中選出一批優質課程,設立“教學觀摩課堂”,著力培養一批“金嗓子”教師隊伍。
    下放專業設置權和教師職稱評審權,完善評價考核制度——
    向深化改革要質量
    主管高教的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汪曉村常說:“真正重視教學,就要做到領導重視教學、教師熱愛教學、科研促進教學、經費保障教學、管理服務教學的有效機制和良好氛圍。”
    落實教學中心地位,浙江高教正逐漸走上以質量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軌道。但是,在轉變的過程中,一個又一個涉及體制機制的深層次問題開始暴露出來。
    在這些深層問題中,對教學影響最大的是專業設置。“優秀專業、特色教學太少,學科、專業同質化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劉希平說,“更讓人擔憂的是,社會急需的專業我們開不出,而已經嚴重供大于求的專業又減不掉,專業建設跟不上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追根溯源,導致這種情況產生的深層原因是高校的專業設置權統得過死,作為辦學主體的高校,沒有自主設置專業的權力。
    怎么辦?一個字“改”。可是,過去那種“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劉希平再三強調要切實防止。
    雖然這個問題不是浙江獨有,但是,對正走在內涵發展路上的浙江來說,這是一個絕對繞不過去的坎。
    經過認真調研和充分論證后,2013年10月,浙江省教育廳出臺了落實和擴大普通高校專業設置管理權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將專業設置權下放給高校。
    “我們特別強調,省教育廳只負責高校專業設置的宏觀指導和質量監控管理,主要審核高校的專業發展規劃。”劉希平說,“對高校申報已納入發展規劃的專業,省教育廳只進行形式審核。”
    浙江省教育廳今后每年向社會公布全省鼓勵類、限制類專業的目錄,發布近三年各專業就業、布點、招生等情況,作為高校專業設置的重要參考。
    據統計,截至2014年,浙江省高校的專業已覆蓋了12個學科門類,專業布點總數為3693個,基本建立了與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專業發展格局。
    攻克專業設置權下放難題后,又一個改革難題出現了,這就是要不要將高校教師的專業技術職稱評審權下放給高校。
    早在幾年前,浙江很多高校的校長就呼吁省教育廳將這個權力下放。浙江一位省屬高校的校長對記者說:“如果學校有了這個權力,我們就多了一個有效引導教師自覺投身教學工作的手段。”
    于是,浙江省教育廳終于痛下決心,決定從2014年起推行這項改革,允許省屬高校各級各類專業技術職務可以“自定標準、自主評聘、自主發證”。
    浙江工商大學財會學院的老教師吳暉,是下放職稱評審權的首批受益者。因教學成績突出,從教29年的他曾多次獲得校“教學名師”稱號。
    然而,當了14年副教授的他,因為科研不太突出,一直無法評為教授。這成了吳老師一個解不開的心結。不過,這一心結不久前終于解開。2014年12月,吳老師順利通過浙江工商大學正高專業技術職務評審,成為一名教學為主型教授。
    浙江省教育廳明確要求各高校在職稱評審中設立教學為主型崗位,對教學業績與效果差的教師,在職稱評審時實行“一票否決”,逐漸改變以往“重科研、輕教學”的評審導向,充分體現了教學的中心地位。
    同時,浙江從2009年開始試行省屬普通高校本科教學業績考核結果與財政撥款掛鉤制度,對省教育廳直屬的16所普通公辦本科高等學校進行考核。省財政在年度經常性預算經費中安排1億元資金,與高校教學業績考核結果掛鉤。對評價總分排名第一名的高校,按生均定額撥款標準的15%給予獎勵;第二名至第五名,按10%獎勵;第六名至第九名,按5%獎勵。
    此外,從2011年開始,浙江省教育廳委托省教育評估院,每年開展“高校畢業生職業發展狀況與人才培養質量跟蹤調查”。通過第三方評價,倒逼高校進一步加強人才培養質量保障體系的建設。
    “抓高校質量建設,加強教學是一項能讓學生受益、卻會讓自己受累的工作,是一項于長期有益、但短期內未必能顯露業績的工作。”采訪結束前,劉希平意味深長地對記者說,“愿不愿抓教學,能不能抓教學,考驗的是政績觀,是能力和水平,也考驗愛心。”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這些年,浙江教育行政部門打出的一系列推動高校內涵發展“組合拳”,既有倒逼而“破”,又有順勢而“立”,是“破”與“立”的有機統一。鳳凰涅槃,方能浴火重生。變化,已在浙江高校悄悄發生。
 
    切實讓高校教學工作強起來
    (作者 之江平)教學是高校的中心工作,沒有教學就無所謂大學。可以這樣說,教學,即教書育人,既是學校產生、發展的邏輯起點,又是學校教育貫徹始終的永恒主題。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浙江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從1998年不到9%提高到2014年的54%,隨著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強化教學中心地位,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努力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已歷史地擺在了這一代浙江教育人面前,無法回避,別無選擇!
    近年來,浙江省教育廳以問題為導向,打出了一套強化教學的“組合拳”。通過創新修訂高校教學工作及業績考核,開展高校畢業生職業發展狀況和人才培養質量跟蹤調查,推進高校學生轉專業,實施青年教師助講培養,從嚴管理學生學業,實施課堂教學創新行動,開展高校校(院)長教學述職評議,建立高校教學診斷巡查制度,推進委廳機關干部進課堂聽課和建立進課堂聽課情況報告制度,落實和擴大高校專業設置自主權,下放高校教師職稱評聘權等,全面貫徹落實“選擇性”教育理念,切實解決現階段高校人才培養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引導和推進高校牢固樹立教學中心地位。
    我們看到,浙江的這套“組合拳”,既有通盤考慮,又著眼解決問題,都是針對現實情況,在實踐中逐步形成,其內涵和外延都會不斷豐富和發展。
    我們相信,今后浙江這套“組合拳”還會更全面地打、更精準地打,更有力地打,久久為功,年年有成,不斷積小勝為大勝,打出內涵發展的新常態,打出教學中心的新氣象。
    中國教育報2015年5月21日05版
    網址: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5-05/21/content_435921.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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